王干：现实主义的道路宽广而

新中国70年现实主义小说：

现实主义之路是宽阔而漫长的（第二部分） #

文字| 王谦

新中国成立已经70年了，共和国文学也走过了70年的辉煌历程。 70年的小说创作诞生了许多优秀作品。 回顾70年的小说创作，我们找到了一条可以追寻的道路。 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永存，现实主义的魅力永存，现实主义作品最终成为经典。

现实主义的发展和丰富 #

十九世纪下半叶是现实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大师辈出。 然而进入20世纪后，现实主义的统治地位受到了另一种文学思潮的挑战，这就是19世纪末兴起的现代主义文学。 起初人们以为这将是一个变化的过程现实主义小说，就像古典主义被浪漫主义取代，浪漫主义被现实主义取代一样，现实主义也会慢慢消失，退出历史舞台。 #

然而，现实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并没有被现代主义所吞噬。 相反，它与现代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可以说，20世纪的文学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斗争的世纪，是一部文学史。 这是一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斗争史。 为了攻克现实主义的堡垒，现代主义不断创建新流派、研制新武器装备。 其中有很多技巧和窍门。 意象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小说、荒诞主义、黑色幽默、新小说等等，轮流轰炸现实主义的大本营。

现实主义不墨守成规，而是用开放的心态，融入新的艺术元素、新的武器来重新装备自己。 现实主义家族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显得兴盛。 新的品种是由于不同的政治和不同的社会情况而产生的。 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催生了新的现实主义形式，如“心理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理想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等。中国作家等所贡献的“新现实主义”，都在不同范围和层次上取得了成功。 以至于有人惊呼：“现实主义无边”出现了。 现实主义本身在分化中繁盛，现实主义家族与现代主义家族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呈现出变异中融合的趋势。

#

加洛蒂的《论无限现实主义》轰动一时

新中国70年的小说创作是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战斗历史”的背景下进行的。 尽管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现代主义一度在世界文坛小说创作中占据主导地位。 但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让现实主义在新中国的前30年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的开放和现代主义的涌入，许多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促进了现实主义的开放和发展。 尽管现实主义正处于几次关于现代主义、地位的讨论的“出炉”阶段，但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些讨论从另一个方面迫使现实主义“自强”，直面挑战，乘风破浪。 #

纵观新中国70年的小说创作，虽然有过坎坷，现实主义甚至一度受到质疑，但由于现实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始终顽强地坚持探索适应新时代的叙事方式。适应新形势，不断调整和充实自己的家庭，从最初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革命现实主义到新时代现实主义的回归，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新现实主义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从单一的可能性到多重的可能性，从平面到三维，形成了一个颇为壮观的现实主义家族。 #

新中国70年来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之所以能够丰富多样地发展，无论是对早期苏联现实主义的继承和弘扬，都离不开“收养主义”的开放心态。新中国成立以后，或者改革开放以后，我向西方各学派学习，学以致用。 王蒙承认《青春万岁》受到了《少卫军》的影响，而陈忠实和路遥都以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作为创作的标杆。 改革开放初期，王蒙、冯骥才、刘心武等人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探讨促进了小说界观念的更新，也促进了现实主义的深化和优化。 继《春声》、《夜眼》之后，王蒙又创作了《在伊犁》、《化为人形》等与其早期风格不同的现实主义代表作。 刘心武的《钟鼓楼》用准确的、近乎纪实风格的24小时对京城小巷子的描述，还原了当时京城真实生活的原生态。

#

与此同时，陈忠实、路遥、贾平凹、张康康、张伟、阿来、王安忆等以现实主义风格进入文坛的作家并不满足于这种格局。传统现实主义并大胆走向现实主义。 从小说空间之外“引进”新元素。 陈忠实的《白鹿原》明显受到拉丁美洲“爆炸文学”的影响。 它巧妙地将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传统奇幻小说结合起来，创作出一部兼具《三家胡同》的现实主义传统和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 叙事风格。 贾平凹的现实主义小说首先受到“荷湖派”清新明朗的风格的影响，又受到“1985新潮”的影响。 他还探索了《聊斋》等笔记本小说领域，成为自成体系的“平凹体”。 #

电视剧《白鹿原》剧照

#

1985年左右出现的前卫作家余华、苏童、叶兆言、格非等都经历过对现实主义的怀疑。 经过对形式主义的多次尝试现实主义小说，他们最终写出的代表作都是现实主义风格的。 的工作。 #

余华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形式技法探索者。 他的《低声呐喊》等小说都用了卡夫卡的超现实主义语言，展现了一个如梦似幻的文字世界，但随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却一改形式主义的基调，写人们的生存状态以及最真实的精神世界。 尤其是《活着》通过福贵一生的悲欢离合写出了历史和生活的原生态，成为改革开放40年来最具震撼力的小说之一。 #

苏童以《1934年的逃亡》、《罂粟花屋》等前卫小说闻名，但真正出名的是写实风格的《妻妾成群》。 20世纪90年代后，苏童逐渐放弃了短篇小说《人民的鱼》、《雪猪头》、《雨伞》、《西瓜船》等，探索形式的写作方法，以写实白描开创了新的高度技术。 #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甄嬛传》

#

在学习、借鉴外国文学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吸收和改造也是新中国70年小说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 被称为“山药蛋派”重要作家的马峰、西荣所著的《吕梁英雄传》直接运用于中国最传统的章回体小说，而《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 《打古城》《敌后武林队》受《水浒传》等武侠小说的影响，孙俪、汪曾祺等人将中国文人小说尤其是笔记本小说的精髓融入到小说创作中。 晚年的孙犁直接用笔记本小说创作了“云斋小说”，汪曾祺则将中国文章的审美神韵移植到短篇小说的创作中，成为一代小说大师。 汪曾祺早年深受伍尔夫、阿佐林意识流小说的影响。 但他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奇特的汉语运用，使他的小说《令》、《大闹年谱》、《一丙》、《岁寒三友》等成为现实主义的经典。小说中，你可以看到他深厚的写作能力，同时也可以感受到五四以来逐渐丧失的汉语的韵律美、韵律美、口音美，他的小说也与很多审美不谋而合。他的“新现实主义”精神，以及他的“回归现实主义和民族传统”的宣言至今仍然具有生命力。 #

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风靡文坛多年的“新写实小说”。 1980年代末90年代初，方方的《山水》、池莉的《烦恼人生》、王安忆的《小包庄》、李锐的《厚土》、刘恒的《伏羲伏羲》、余华的《河边的错》 》和《一种现实》，刘震云的《塔普》和《新兵连》等小说既体现了对西方文学流派的借鉴，也显示了其对西方文学流派的影响。 继承和超越传统现实主义，《中山》杂志当时将这类小说命名为“新现实主义小说”，引发了与当时现代主义前卫小说竞争的新浪潮。 新写实小说往往以底层人物的视角为经，以底层人物的命运为纬，交织出日常生活的原生态画卷。 这种思想也对后世作家的文学创作观念产生了影响。 三十年来，刘恒的《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王安忆的《长恨歌》、铁凝的《傻花》、方方的《屠子强的个人悲伤》、韩东的《小镇》都出现过。 《英雄的英雄之旅》、金玉成的《繁花》等小说。 青年作家也在新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前行。 马金莲的《长河》和石一峰的《不再是陈进芳》都是新现实主义的某种延续。 老作家王蒙的《这里的风景》也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 刚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徐怀忠的《风》甚至可以找到新现实主义的痕迹。 #

“新现实主义”的最大特点是对早期现代主义过于主观和个人情感的反击。 这也是对传统现实主义毫无根据的宏大叙事的改进。 现代主义虽然在叙事上注重个人视角，但仍然是主观而非客观。 与传统现实主义题材小说没有本质区别。 只是一个是有限的自我，另一个是无限的自我。 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受苏俄影响的革命现实主义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接近恩格斯批判的“喉舌”。 新现实主义的根本变化在于叙事主体的变化。 就此而言，应该是受到罗兰·巴特“零度写作”理论的影响。 罗兰·巴特的新小说派理论是基于对现代主义主体的沉浸性和无拘无束的批判，从而回归到对事物的现象学认识。 “新现实主义”的根本点在于作家题材的更新。 今天看来，“新现实主义”能够超越前卫和“旧现实主义”，不仅表现在对技术元素的理解上，而且表现在对“人”和“旧现实主义”的理解上。 #

对“人”的认识表达得深刻而接地气，从抽象的人到具体的人，从不及物的人到及物的人，真正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

“召唤结构”原本是接待美学中的一个概念。 我在这里用它来指代新生活召唤作家的叙事结构，回答新时代提出的新母题。 “召唤结构”一词最早由德国著名接待员沃尔夫冈·伊瑟尔提出。 他认为艺术作品中留白和否定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呈现出一种开放的结构。 结构本身要求接受者随时积极参与并通过想象和再创造来接受它。 #

“呼唤”是对我们这个时代作家的强有力的呼唤。 召唤新人物、新结构、新语言、新叙事，是时代赋予作家和小说家的使命。 “召唤结构”理论如果移植到作家与生活的关系中，同样可以成立。 生活是一部巨大的文本，作家需要一种新的“结构”来“读”这篇文本。 伊塞尔认为，阅读不是外在于作品存在的活动，而是内在于作品的存在和文本结构之中，并与文本存在互动关系。 因此，阅读的研究不能脱离文本的研究，也就是说，阅读的可能性必须作为文本的内在结构机制来研究。 反之亦然。 #

新时代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现在作家面前，为作家们呈现出博大精深的“文本”。 如何解读这一新的“文本”，创作出新的现实主义佳作，是一种召唤，也是一种挑战。 首先是新的现实。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最新”现实，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的新时代生活是传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描绘的前所未有的场景。 西方发达国家现代主义文学中未曾出现过的作品，气势磅礴，场面宏大。 如何将现实主义精神与新时代文化有机融合，需要新的架构和探索。

从文学资源来看，新中国70年来的现实主义基本形成了“红色叙事”的经典模式和“改革开放”的叙事模式。 这两个模型记录了70年来中国社会的进程和人心的轨迹。 如今，它们显然已经不再能够适应当下的文学现实，不足以容纳和描述当今时代。 新的现实需要新的叙事，现实主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远的。

近年来，一些作家在现实主义写作中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徐怀忠的《风的故事》通过从小的角度讲述多年前的战争历史，表达了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 赵本甫的《天罗衣》在半传奇的乡村叙事中创造了一个新的现实。 刘良成的《消息》体现了语言现实主义的魅力，融合了现代主义和中国笔记本小说的一些元素。 葛亮的《北元》继承了五四以来的叙事传统。 李二的《鹰舞哥哥》融合了后现代主义和新现实主义。 方方面面都是现实的，又都是荒谬的。 徐则臣的《北上》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成功地写出了一部运河传记。 梁晓生的《人间世界》虽然沿用了他一贯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但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描述中，却表现出了多种叙事手法的融合与提升。 这些作品在探索新的叙事结构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为新时代的叙事结构建设添砖加瓦。 #

1956年，秦朝阳以笔名“何志”在《人民文学》发表文章《现实主义——一条康庄大道》。 60多年后，我们重温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实主义创作，发现现实主义道路依然广阔，但仍需艰苦跋涉，打造无愧于时代的文学高峰，树立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正如屈原在《离骚》中所写：

#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